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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輝歷程(二)

添加時間:2017-04-10 來源: 瀏覽次數:

  

制定全面抗戰路線,獨立自主地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

1.召開洛川會議和實行全面抗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軍悍然向駐守在盧溝橋附近的中國守軍進攻,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偉大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斷并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這個基本政治口號,不僅意識到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大舉進攻中國的開始,而且鮮明地指出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惟一出路,從而緊緊抓住了中國抗戰政治領導的旗幟。 

7月17日,蔣介石發表了廬山談話。對此,毛澤東很快表示歡迎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內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強調只有實行動員全國人民、全國軍隊、改革政府機構、爭取廣泛外援等八項辦法,才能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爭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這就把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向全國提了出來。 

中共中央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也加緊進行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為了討論全面抗戰爆發后的形勢和黨的任務,制定黨領導抗戰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提議:“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縣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七月七日盧溝橋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而國民黨實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因此,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站在斗爭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體現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制訂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對奪取中國抗戰的勝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從8月下旬起,改編后的八路軍陸續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前線,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9月25日,第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殲滅日軍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繳獲一批輜重和武器。平型關戰斗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仗。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著,八路軍3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歷時一個多月的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兩黨軍隊合作抗日、配合較好的一次戰役。 

八路軍開赴前線后,黨中央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是:精心部署八路軍在戰略統一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爭,指導其實現從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這是貫徹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前后,黨中央就開始醞釀討論紅軍作戰方針和戰略轉變問題。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對正在涇陽縣云陽鎮召開的紅軍高級干部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在洛川會議的軍事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紅軍的五項基本任務,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討論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盡管會議最后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但由于時間緊迫,對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主次關系問題,未能充分討論。參加這次會議的肖勁光回憶道:“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盡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后期已習慣于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后,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澤東擔心:如果這樣,“紅軍勢必同閻錫山相似,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境遇中”。9月中下旬,毛澤東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前方將領要以最大的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以后,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毛澤東的反復闡明和耐心說服,使前方將領加深了對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受命之際,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深入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更為明確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局由此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爭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軍的主要任務是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在敵后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據地。毛澤東指出: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他叮囑各路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各師按照黨中央的精心部署,首先在山西的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個角實施戰略展開,1938年4月以后又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東、冀熱邊和綏遠等華北廣大敵后區域發展游擊戰爭,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先后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新四軍以皖南為依托,向蘇南、皖中、豫東發展,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與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余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余人,敵后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不僅配合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作戰,直接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而且迫使日軍將原先用于進攻的大量兵力轉用于其占領區,從而對停止日軍的戰略進攻,穩定全國戰局,使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敵后戰場的開辟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2.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理論

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10個月。這場近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民族戰爭究竟將怎樣發展?中國能否取得抗戰勝利?如何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重大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沒有人給予系統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有相當大的市場。身任國民黨副總裁的親日派汪精衛就是“亡國論”的突出代表,這種悲觀情緒由于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的嚴重失利,也影響到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寄希望于國際局勢發生變化和依賴外力援助迅速結束戰爭的思想,則是蔣介石集團中“速勝論”觀點的集中體現,而《大公報》甚至把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看成是“敵人的最后掙扎”。在共產黨內,“亡國論”是沒有市場的,但一些人過于看重國民黨200萬正規軍的力量,急于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充分的精神準備。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分析了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后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作持久戰,包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事業。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估計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的方針。全國抗戰爆發后,朱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表文章,論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在1937年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就這些看法進行了闡述和說明。在抗戰進行了十個月后,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經驗作一個總結性闡釋,特別是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問題。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證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他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是全部問題的根據。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中國抗戰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戰是持久的;后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后的勝利屬于中國。

毛澤東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持久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從劣勢到平衡到優勢,而日本必將 

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戰爭轉變的樞紐。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要點。“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毛澤東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為了動員民眾,就要把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就要調動全軍全民的最大積極性以支持戰爭。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論持久戰》中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判斷,回答了人們最為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心。1939年8月4日,周恩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轉述了一位外國記者對《論持久戰》的評論:“不管他們對于共產黨怎樣的看法,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 

 

3.決定中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論持久戰》發表4個月后,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曾在七大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如此高度的評價,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從而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中國抗戰需要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給予中國革命深刻的影響并起決定性的作用。對此,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堅定的。但是,由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黨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是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對國民黨的反共傾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洛川會議結束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國共關系中更深層次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說: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從各方面影響和吸引共產黨和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要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跟隨我黨走。國民黨內有些人動搖于國共兩黨之間,這對于我們吸引國民黨是有利的,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的。“兩黨之間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注意在黨內加強教育。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綱中指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了很大震動。 

然而,半個月之后,事情就發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回到延安,貫徹共產國際關于中國抗戰的“新政策”。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即“十二月會議”)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方面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重點是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他抹煞國共兩黨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反對提出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否認統一戰線中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認為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 

由于王明說他的報告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就使得許多與會者產生盲目信賴,一時不能明辨是非。許多人受騙,以為自己錯了,作了自我批評。有些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總結檢查過去統一戰線工作的得失,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張聞天、劉少奇等則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劉少奇先后3次發言,結合華北的情況指出:“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而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去進行工作。發展民眾運動,動員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要以共產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抗日勢力與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堅持敵后的抗戰。”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11日、12日的兩次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要適合于團結御侮。對王明的一些錯誤批評,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的獨立自主。他還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對這個發言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在1943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說:“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由于毛澤東等人的抵制,這次會議沒有展開對分歧意見的討論,也未就王明的主張形成決議。盡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由于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由于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華北敵后游擊戰爭取得重大勝利。雖然有著王明的干擾,中共中央長江局總的說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仍貫徹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做了大量統一戰線工作和地方黨的工作,領導了抗日救亡運動,并注意發展華中武裝力量。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總結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經驗,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作出了理論概括,批駁了王明的錯誤主張。這些工作使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被限制在局部范圍內,并較快地得以糾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等問題,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支援。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的報告,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黨中央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說:“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毛澤東于12日至14日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許多同志圍繞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作了報告或發言。會議的最后兩天,毛澤東作總結,著重講了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線。 

全會完全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形勢的科學分析。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正處在由防御轉入敵我相持的過渡時期,即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團結與進步,這是15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戰的總方針。 

全會重申了全黨應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毛澤東再一次從多方面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并針對王明在發言中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人占領的城市的懷疑,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全會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用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一致性的原理,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了這個問題。 

全會號召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以便領導抗日戰爭達到勝利。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后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全會對王明本人,采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對歷史上處理干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予以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4.辦好學校培養干部“是共產黨的大事”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抗日前線和迅速擴大的抗日根據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各項工作。這就把迅速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的任務提到黨的面前,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毛澤東比較早地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向全黨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瓦窯堡會議把“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干部”確定為黨的一項任務,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毛澤東認為培養干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辦學校。延安十三年,在陜甘寧邊區以延安為中心,由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創辦的各類干部學校30余所。其中,有比較正規的高等學校,也有戰時短訓班;有黨校、軍政學校,也有工青婦的干部學校;有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的,也有醫藥衛生、農業紡織學校。真可謂門類齊全,形式多樣,生機勃勃。從1937年初到1938年底,各地青年蜂擁而至,是延安干部學校大發展的階段。1935年11月,在瓦窯堡恢復了中央黨校。1936年6月,在瓦窯堡創辦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20日,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開始接收各地來的青年學生。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陜北公學。10月,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創建于涇陽縣斗口鎮,后遷至云陽鎮,1938年1月,又遷至安吳堡,因而又稱安吳青年訓練班。1938年4月10日,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5月5日,創立了馬列學院。1939年,創建了3所學校,有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和工人運動學校。這些學校大多屬于短訓性質,學習時間少則三月,多則半年出頭。青年們一批批進來,學員們一批批出去;開學典禮不斷,畢業歌聲不絕。延安干部學校的迅速發展,要求黨進一步加強領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統一制定中央直屬學校的教育方針、教學計劃和教學方法,適當調劑各學校的教員、教材和課程,計劃招收新生工作,總結各學校和機關干部教育的經驗教訓,并負責在職干部的學習問題。由于延安人口急劇膨脹,到1938年下半年就出現了吃飯問題;也由于國民黨從1939年上半年開始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封鎖,來延安的愛國青年人數驟然減少,于是,黨中央對延安學校采取了分流向外發展的政策。1938年7月,在陜西旬邑創辦了陜公分校,1939年1月,總校也遷往該地。抗大第一、二分校在延安組建,于1939年1月開往華北抗日根據地辦學。同年7月,總校也遷往晉察冀根據地,另組第三分校繼續在延安辦學。1939年7月,以陜北公學和安吳青訓班一部另組華北聯合大學,前往華北抗日根據地辦學。1941年,由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組建延安大學;1943年和1944年,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行政學院,先后并入延安大學。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正規綜合性大學。 

辦好這些學校,“是共產黨的大事”。黨中央選調了一批經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干部到學校工作。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劉伯承、羅瑞卿、許光達、滕代遠、何長工、徐向前、彭紹輝等先后任校長、副校長和教育長。在陜北公學,成仿吾任校長,李維漢任副校長、黨組書記。同時,又從大后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陜北公學任教。毛澤東多次強調搞好教育工作的意義,要同志們安心當好“母雞”,因為“母雞”是教育干部的干部。 

毛澤東為抗大制訂了教育方針和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陜公的必讀教材。中央領導在這些學校任教,擔任兼職教師。如在抗大第二期,毛澤東講授《辯證唯物論》,每星期講2次,每次4個小時,從1937年5月開始,歷時3個月,授課110多小時。朱德講授黨的建設,董必武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張聞天講授中國問題,博古講授馬列主義基礎知識。在陜北公學,周恩來作過關于大后方抗戰形勢的報告,董必武作過關于中國法制問題的報告,陳云、李富春作過關于黨的性質、組織原則的報告。張聞天的《論青年的修養》,則被日本人看成是中共“思想游擊戰”的重要武器。 

每當這些學校舉行開學、畢業典禮,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們在學校里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無字之書”的社會學習。毛澤東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 

 

延安青年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迅速成長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數人從抗日熱血青年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抗大第二期609名外來青年中有427人入黨,約占70%。第四期開學時4655名知識青年中有530名黨員,畢業時增加到3304人,占71%。陜北公學從創建開始,不到兩年的時間里,6000多名學員中發展新黨員3000多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毛澤東高興地對抗大學員說:現在各處都要我們講游擊戰爭、民眾運動、統一戰線,甚至只要到過延安一次的人都拉去。他們相信清涼山、嘉嶺山的人有法——辯證法和戰法。據1939年11月統計,黨政方面的中級干部中,有85%是知識分子。華北地區的大多數干部是在1938年前參加工作的學生。就是靠這些干部,打開了局面,開展了工作,而且搞得很好。在抗大深入華北辦學后,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聲言:“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的一半。”1977年,鄧小平對這項工作的深遠影響有過評價:“抗日戰爭時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后來政治干部除了老紅軍以外,就靠這批人,從這批‘三八式’里邊選出的。”延安是出理論、出路線、出政策的革命圣地,也是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出人才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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